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铭记历史：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
一、开辟第一个大规模世界反法西斯战场
（一）法西斯侵略战争亚洲策源地在日本形成
（二）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三）开辟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流砥柱
（一）万众一心全力抵御日本侵略
（二）牵制和抗击最多日军兵力
（三）为战胜日本法西斯付出巨大牺牲
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略支撑
（一）成为东方反法西斯力量的中心和旗帜
（二）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三）有力配合和支援世界其他战场
（四）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
第二章 永载史册：东方主战场的世界意义不可撼动
一、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一）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二）锤炼坚强的领导力量
（三）唤起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
（四）锻造英雄的人民军队
（五）孕育伟大抗战精神
二、促进 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
（一）推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潮流
（二）树立争取民族解放的典范
（三）加速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
三、推动新的国际格局构建
（一）粉碎日本称霸世界的扩张计划
（二）共商创建联合国
（三）建设战后世界新秩序
第三章 以史为鉴：坚持走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人间正道
一、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
（一）坚决反对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
（二）客观展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整图景
（三）正确认识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历史贡献
二、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一）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二）持续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三）持续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三、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一）警惕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
（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四、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
（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三）打造世界文明百花园
结 语
编写说明与致谢
引 言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
80年前，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并肩奋战，打败了凶狠残暴、不可一世的法西斯侵略者，彻底粉碎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通过战争称霸世界的野心，为构建战后国际秩序、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石。
在为夺得这个伟大胜利而浴血奋战的历史画卷中，中国全民族抗战开辟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人民以山河为纸、以生命为墨，书写了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的家国大义，也展现出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而战的天下情怀。
当法西斯的阴霾初现天际，是中国最先点燃反抗的烽火。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率先奋起抵抗，高高举起反抗侵略、捍卫和平的旗帜。在反法西斯事业中，中国人民成为无畏的先行者，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
当法西斯的气焰日益嚣张，是中国开辟了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以气壮山河的全民族抗战，在160万平方公里的战区里，顶住了日本法西斯的疯狂进攻，成为东方反法西斯的中心和旗帜，鼓舞了世界人民的必胜信心。
当法西斯的魔爪伸向全球，是中国积极推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战略合作。中国发出联合对敌的呼吁，主动加强与同盟国的战略协调，成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为打败法西斯势力汇聚了磅礴力量。
当法西斯的势力持续肆虐，是中国构筑了最坚固的东方堡垒。中国人民以坚强的战斗意志和巨大的民族牺牲，始终牵制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兵力，使其陷入战争泥潭不能自拔，成为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的决定性力量，为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提供缓冲时间和空间。
当胜利的曙光已然在望，是中国参与建立了战后国际新秩序。中国不仅与同盟国并肩战斗，夺取最后的胜利，而且凭借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卓越贡献参与创建联合国，成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为巩固战争胜利成果注入了东方智慧。从创建联合国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再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始终面向光明，做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坚定维护者。
东方砥柱立中流，胜利光芒耀寰宇。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它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发展的进程，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和人类正义进步事业的史册上。
让我们铭记历史、以史为鉴，让历史告诉现在、让历史启迪未来。
第一章 铭记历史：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个整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惨烈的世界大战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牺牲巨大，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主要兵力，不仅实现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且有力支援了其他战场上的抵抗力量，支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一、开辟第一个大规模世界反法西斯战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东、西方分别酝酿，并经过一系列局部战争演变而来的。日本和德国是法西斯侵略扩张的两大基地，是法西斯轴心国集团的力量核心。在日本法西斯的扩张计划中，中国是首先要征服的目标。因此，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早、危害最深，中国人民的奋起反抗也最早、最坚决，并由此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一）法西斯侵略战争亚洲策源地在日本形成
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和军力不断增强，野心不断膨胀，逐步形成了灭亡中国、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战略企图。19世纪后半叶起，日本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明治维新之后的70多年内，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10次是对华侵略。1874年进犯中国台湾，1894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并侵占台湾。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1904年，日本发动日俄战争侵犯中国东北领土和主权，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呈送天皇的奏折（史称《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以后的事实表明，日本是按照这个主张进行侵略扩张的。
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席卷并重创日本，日本法西斯认为，摆脱危机的出路在于对外扩张。日本法西斯势力迅速壮大，逐渐形成亚洲的战争策源地，大陆政策进入全面实施阶段。1931年，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中国东北三省。1935年，日本又制造华北事变，鲸吞中国的野心日益膨胀。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炮轰位于北京西南的宛平城、进攻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这一疯狂的侵略国策，给中国人民和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极其黑暗的一页。
（二）揭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为制造事端，自行炸毁位于中国东北的沈阳城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这就是“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精心策划并长期准备，为实现其独占东北、进而灭亡中国图谋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到1932年2月，辽宁、吉林、黑龙江落入日军之手。
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侵略中国的战争，粉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建立起来的脆弱和平，点燃了法西斯侵略扩张的第一把战火。从此，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
在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毅然奋起抵抗。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将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并在东北三省积极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争。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同日军展开英勇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壮大，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民的奋起抵抗，是在世界范围内反对法西斯侵略扩张最早实施的正面阻击，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在东方战场的抗战，比欧洲反法西斯战场早8年，比太平洋战场早10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战略先驱。
（三）开辟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了达到速战速决目的，日本大规模对华增兵，迅速将战火蔓延到全中国。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体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为达到其所谓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目的，日军集中兵力向华北、华东等战略方向开展进攻，企图迅速摧毁中国军队主力、占领政治中心和经济核心城市。1937年8月初至12月下旬，日本从其国内、关东军和朝鲜军中多方调集重兵，投入华北作战。8月31日，日本正式编成华北方面军，在华北地区投入兵力达到约37万人。在8月至11月的淞沪会战中，日军投入总兵力约30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至1938年春，日军基本控制华北主要交通线和大城市。1938年10月，日军基本控制华东、华中、华南的核心城市。战火遍布中华大地。
生死存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体中华儿女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社会动员之广泛，民族觉醒之深刻，战斗意志之顽强，必胜信念之坚定，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范围覆盖了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除少数偏远地区外，几乎所有省份都遭受了日军的侵略，成为抗战的战场。据统计，在日本战略进攻、中国战略防御期间，中日双方投入总兵力达400余万人，中国直接和间接卷入战争的人口达4亿之多。
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
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流砥柱
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遏制和延缓了其“北进”侵苏及“南进”太平洋的步伐，制约和打乱了日本法西斯与德国法西斯配合的图谋，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万众一心全力抵御日本侵略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唯有团结抗战，才是制胜之道。中国共产党推动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民族抗战局面。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界爱国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团结一心，义无反顾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这是中国人民勠力同心、全力抗战的真实写照。
在战略上，为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中国共产党客观分析中日力量实际，根据战略形势变化，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了《论持久战》长篇演讲，科学论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道路，阐述了中国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为什么属于中国这三大问题，坚定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信心，为指导全民族抗战提供了理论纲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这些坚定有力的战略论断，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之路。
在军事上，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形成战略上相互配合之势，粉碎了日本法西斯速战速决的企图。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相互夹击，使日军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战争泥潭。中国在正面战场组织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一系列大规模战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抗日武装在日军后方开辟了广大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战场，拖住日军侵略步伐，东北抗日联军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战争结束，中国军队进行重要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歼灭伪军118万人。
1937年9月，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战斗中取得大捷，打破了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次战斗中，共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第21旅团和师团辎重部队共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民族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地区对来犯日军进行英勇顽强的阻击，经过数日激战，最终打败进攻之敌，歼灭日军1万余人，取得台儿庄大捷。这是中国正面战场在全民族抗战初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和反“扫荡”战役，参战兵力达105个团，史称“百团大战”。这是在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也是在国际法西斯侵略气焰极度嚣张、中国抗战面临严重考验的关键时刻实施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在华北地区的“囚笼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迫使日军不得不进一步从正面战场抽调兵力对付敌后抗战力量，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和力量。
中国的抗战持续14年，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四行仓库“八百壮士”、东北抗联八女投江、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等众多英雄群体，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杨靖宇率部冒着零下40℃的严寒，同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战至最后一人。他牺牲后，残忍的日军剖开他的腹部，发现他的胃里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还没消化的草根、树皮和棉絮，铮铮铁骨让敌人胆寒。在1941年河北保定市易县的狼牙山地区，来自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的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为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日、伪军吸引到自己身边。他们在战斗中临危不惧，英勇阻击，子弹打光后，用石块还击，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面对步步逼近的敌人，他们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地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
中国的抗战，得到了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等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给予的宝贵援助和支持。苏联给予中国抗战有力的物资支持，并在抗战后期直接出兵中国东北。抗战中后期，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和信用贷款等方式向中国提供援助，组建“飞虎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中美军队还在滇缅战场和中国战区实施联合作战。英国等国也在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提供了对华援助。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一大批反法西斯战士直接投身中国抗战。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不远万里来华救死扶伤，法国医生贝熙叶开辟运输药品的自行车“驼峰航线”，德国的拉贝、丹麦的辛德贝格在南京大屠杀中千方百计保护中国难民，英国的林迈可、德国的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等记者积极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壮举。他们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留下了感人至深的抗战故事。
（二）牵制和抗击最多日军兵力
二战时期，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工业强国，它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也是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强国之一。1931年—1937年，日本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9.9%，增长速度超过西方强国。1937年，日本钢产量580万吨，生铁产量239万吨，石油产量169万吨；工业产值近60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0%；军工企业年产飞机1580架、大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余辆，造船能力达40余万吨。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弱国，军事、经济和政治各方面力量都远远不如日本。1937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仅为13.6亿元，不到日本的1/4，还不能生产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汽车。
虽然对日作战面临巨大困难，但中国军民以强大的意志力和组织力坚持抗战，顽强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牵制和抗击了日本绝大部分陆军兵力和部分海空军事力量，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从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投降，中国军队歼灭日军150余万人，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的70%以上。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当年底，日本向中国战场（不包括中国东北）派出了16个师团约60万人的兵力，约占当时日本陆军总数的2/3。1938年，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达24个师团100万人以上，日本国内只剩1个师团。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时，日本陆军34个师团中的32个投入中国作战，达到师团总数的94%。到1939年冬，日军对华投入兵力达34个师团，占师团总数的83%。1940年底，进一步增加到38个师团，占师团总数的78%。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主力被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日本不得不明确宣布不介入欧洲战场。1941年6月苏德战争初期，苏联在西线屡遭重创。但是，面对难得的北进良机和德国的强烈要求，日本却有心无力，表示“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大部分兵力仍然被束缚在中国战场上，中国战场所抗击的日军兵力，远远超过太平洋战场上日军的兵力总数。据统计，1941年底，中国共抗击日军35个师团138万人，占日本陆军总数的65%。到1943年12月，随着东南亚国家抗日战争的发展，日本在东南亚投入兵力由1941年12月的10个师团增加到23个师团，但中国仍抗击着日军39个师团约128万人，占日军师团总数的5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牵制和消灭日军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敌后抗日战场消耗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日本投降时，其兵力因长期战争消耗和军事打击而严重受损，士气低落，补给困难。在整个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伪军共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长短枪68万余支、轻重机枪1.1万余挺、各种火炮1800余门。东北抗日联军等部独立奋战14年，歼灭日、伪军20余万人。
（三）为战胜日本法西斯付出巨大牺牲
中国人民为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日本经过长期准备、精心部署、充分动员后悍然发动的全面侵略，对中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伤害。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直接或间接卷入战争的人口达4亿之多，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死亡人数达2100万人，军队伤亡380万人。中国的大片国土被侵占，城市、工厂和耕地遭到严重破坏。日本的侵略也造成了中华文化的浩劫，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全民族抗战期间，中国专科以上学校损失80%以上，图书损失275万余册，文物被掠夺、损毁360万余件。
日本侵略者肆意践踏中国大好河山，屠杀中国军民，强行掠取劳工，蹂躏和摧残中国妇女，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制造了一系列灭绝人性的惨案，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多万中国同胞惨遭杀戮，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无数儿童死于非命，大量建筑遭到毁坏，巨额财物遭到掠夺。南京大屠杀持续时间长达6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十分黑暗的一页。
日本侵略者在侵华期间制造了数万起杀害中国平民的血案，其中一次杀害千人以上的大规模屠杀血案达200余起，手段血腥，毫无人性。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蚕食”“清乡”，实施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即“三光”政策。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古北口的长城沿线，日军制造了东西长350余公里、南北宽40余公里的无人区，烧毁房屋、村庄，将人民群众赶进“人圈”。“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根据晋察冀、山东等7个地区不完全统计，1937年—1945年期间，被杀害、虐待和伤病致死者共318万人，被抓276万人，被烧毁房屋1952万间，损失粮食1149亿斤、耕畜631万头、猪羊4800万只、农具家具2.227亿件、被服2.296亿件。
更令人发指的是，日军在中国组建生化部队，进行残酷的细菌战和化学战，把大量中国人用作细菌实验和毒气实验的实验品。日军发动的细菌战导致中国鼠疫、霍乱等瘟疫肆虐，无数民众惨遭毒菌侵害。1940年—1945年，仅日军731部队就使用了至少3000余人做各种活体解剖实验。日军还对无辜的中国平民释放毒气，在河流、湖泊、水井中投毒。1940年9月的一次实验中，有16人在承受了毒气炮弹攻击后又被注射毒剂，全部被折磨而死。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多达2000余次，造成中国军民大量伤亡。
日军还大量掳掠中国劳工，强征被占领地妇女充当“慰安妇”。1931年—1945年，日本侵略者征掳的中国劳工总数超过1000万人。这些劳工被强征后，从事军事工程、筑路、开矿、拓荒等劳役，遭受非人虐待，大量被冻死、饿死、病死、累死、杀死。二战期间，中国至少有20万以上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许多“慰安妇”被日军迫害致死，活下来的大部分落下了终身残疾，更遭受了终生难愈的精神创伤。
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略支撑
欧洲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法西斯的进攻下，20多个欧、亚、非国家和地区相继沦陷。中国顶住了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不仅粉碎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企图，而且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作战，配合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行动。同时，中国作为盟军在亚太地区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直接支援了盟国作战，为盟国争取了关键缓冲时间。
（一）成为东方反法西斯力量的中心和旗帜
日本是法西斯集团在东方发动战争的主力和亚洲人民的共同敌人。中国是东方战场上抵抗日军的最主要力量，发挥着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
中国坚定支持亚洲国家的抗日斗争，成为亚洲反法西斯战争的坚强阵地。中国远征军赴缅对日作战，多次给英缅军以有力支援，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缅甸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中国在大片国土沦陷、极为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仍根据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战略需求，毅然派出精锐部队组成远征军，紧急开赴缅甸对日作战。1942年4月，英军在缅甸仁安羌陷入危机，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编第38师主力前往增援，与日军激战，救出7000多名英军及500多名英、美传教士和新闻记者。1943年10月、1944年5月，中国驻印军、远征军分别向缅北、滇西的日军发起反攻，并于1945年3月胜利完成了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任务，粉碎日军切断国际援华通道的企图，重新打通中缅国际交通线，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歼灭日军4.9万余人。中国驻印军、远征军反攻缅北、滇西作战的胜利，不仅减轻了东南亚人民抗日的压力，增强了东南亚国家抗日必胜的信心，而且有力支援和配合了盟军在印缅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对日作战，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作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提供了成都、昆明、柳州、芷江等众多空军基地、第一线野战机场及大量地勤人员，以保障盟军对日作战。抗战期间，中国军民多次营救美国飞行员。仅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军民就营救出上百名美国飞行员。如1942年4月，中国军民营救了64名空袭日本的美国杜立特航空队队员。
中国全力支持其他亚洲国家的抗日斗争。为支持越南抗日力量，中国于1942年3月拟定了《对越策动计划大纲》，指导越南抗日力量在华发展壮大。为支持朝鲜抗日力量，中国于1942年12月通过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向朝鲜抗日力量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持。为支持泰国抗日力量，中国协助“自由泰运动”人员返回泰国参加抗日斗争。此外，中国还积极支持海外侨胞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地华人华侨踊跃参加抗日斗争。
中国不仅在军事对抗上，而且在理论指导上，成为东方战场的一面旗帜。当时中国经济落后、物资匮乏，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猖狂进攻，为解决处于劣势的中国如何抗击敌寇、如何克服困难、如何打赢战争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开展了人民战争，广泛发展了游击战。这些在东方主战场的作战实践中形成的思想理论和战略战术，不仅指导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也为亚洲被压迫民族反抗外敌入侵、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提供了参考。
中国战场的英勇战斗，从军事上、理论上、精神上极大地鼓舞了亚洲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当之无愧地成为东方反法西斯力量的中心和旗帜。
（二）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公敌，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战胜德、意、日法西斯的重要保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也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
1938年2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三个反侵略统一战线的思想，即中国的统一战线、世界的统一战线、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重申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团结亚洲人民共同对敌，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一环。1941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以“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为宗旨，决定成立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来自日本、印度、荷属东印度、菲律宾、马来亚等国家和地区的130余名代表参会。东方反法西斯大会的召开和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奠定了东方各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将东方各民族的反法西斯斗争和解放运动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还先后成立了“在华日人觉醒联盟”“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等组织，后合并为“华北日本人反战同盟联合会”。有些日本士兵被俘后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英勇战士。
积极争取英、美等国家加入，是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关键步骤。当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扩大到全球范围时，中国主动加强同美、英、苏等国的联系，促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和建立。1941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强调“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呼吁“中国与英美及其他抗日诸友邦缔结军事同盟”。1942年元旦，由美、英、苏、中牵头的26个国家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进一步显示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反法西斯阵营与法西斯阵营的力量对比，加快了战争胜利的进程。
毛泽东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团结世界人民一道打败法西斯主义，充分彰显了胸怀天下、同舟共济的世界情怀。
（三）有力配合和支援世界其他战场
1941年爆发的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使二战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也对中国抗战产生重大影响。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正式成立后，开始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盟国。基于中国战场在整个世界战局中的重要地位，1942年1月，同盟国决定组成反轴心国盟国最高区域统帅部及西南太平洋区统帅部，成立中国战区。
中国的全民族抗战牵制了日军兵力，切断了德、意、日法西斯的直接配合，粉碎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称霸全球的图谋，有力配合与策应了其他战场的反法西斯战争。“北进”和“南进”是轴心国德、日双方制定的东方战略计划。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时，中国战场牵制着全部274万海外日军中大约70%的日军兵力，使日军难以实施“北进”战略，侵犯西伯利亚的“北进”计划得到遏制。因此，苏联得以避免两线作战，延缓了德日同盟的形成。中国战场还牵制和推迟了日本进攻东南亚的“南进”步伐。“南进”计划针对的是美、英、法，推迟“南进”计划为美、英、法进行相关战略准备争取了时间。罗斯福曾表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区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中国的持久战不但为苏、美、英等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宝贵的战争准备时间，也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物质援助，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了同盟国及世界其他战场的反法西斯斗争。中国向盟国提供了大量战时急需的桐油、钨、锑、锡等战略物资，大量农产品及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在苏联卫国战争最危急关头，“东方佐尔格”——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地下工作者阎宝航，向苏方提供第一手情报。美军在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设置电台，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等。中国提供的这些支援，为保证同盟国实施“先欧后亚”大战略起了重要作用。“先欧”意味着美、英、苏的主要力量将优先用于欧洲，没有中国战场抗击百万日军，盟国就要将相当大的力量用来对付日本，“先欧”也会因缺乏先决条件而难以贯彻。“先欧后亚”符合同盟国的整体利益，但也意味着中国将继续承担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责任。
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中国在战略策应上、军事支援上、物质援助上，对世界其他战场提供的无私支持，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四）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终胜利
早在1937年3月，毛泽东在同史沫特莱谈话时就指出：“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这一点，不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资产阶级中具有远见的人们也是知道的，但日本军阀则无论如何也不知道。”这一伟大的预见，在8年后成为了事实。
在艰苦卓绝的长期抗战中，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中国人民终于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了彻底胜利。
1945年5月德、意法西斯覆灭后，欧战结束，盟国只剩下日本这个主要敌人。中国和盟国一起，开展对日全面反攻作战。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第二天即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时14年之久。从时间维度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全过程。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坚持抗争，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艰辛抗战14年推动形成历史大势的必然，也是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共同抗击法西斯的胜利成果。以此为标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
第二章 永载史册：东方主战场的世界意义不可撼动
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习近平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东方主战场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这个伟大胜利，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而且深刻影响了近代世界的历史进程。
一、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创造了重要条件。
（一）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人民长期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都参与过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遭到侵蚀，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民族危机。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不断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扭转了这种历史颓势。
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日本被迫归还甲午战争以后从中国窃取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神圣领土。中国人民有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
这一胜利，为中国获得独立平等地位创造了条件。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的数百个不平等条约，极大损害中国主权，是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屈辱象征。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反动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彻底废除了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收回了丧失100多年的海关自主权、领水主权等，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了。
这一胜利，使中国国际威望显著提高。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战后参与发起成立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重新确立了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
（二）锤炼坚强的领导力量
抗日战争的严峻复杂局面考验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党以顽强斗争精神和高超斗争本领，有力开展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有力应对一系列重大挑战，创造出以弱胜强的历史成就，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组织者，积极倡导、建立、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团结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的坚强政治领导核心。
在战略上，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一开始就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在斗争方针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指挥人民军队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实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探索形成了一整套灵活有效的作战体系。
在行动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抗日最积极、最坚决、最勇敢。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向抗战前方走，坚持到沦陷区去，始终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成为同侵略者英勇战斗的民族先锋。
1945年，在即将取得最终胜利之际，中共七大对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和成绩作了系统总结，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经过抗日战争的锤炼，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久经考验的政治家集团，有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
越来越广泛的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中认识、了解和信赖中国共产党。1940年，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率团回国考察慰问，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强烈对比，让陈嘉庚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中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认可，大批知识青年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纷纷涌入延安。“到延安去”，成为向往和平、民主的人们的一致选择。
经受住抗日战争严酷锤炼而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顺应历史潮流，迅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彻底洗刷百年屈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三）唤起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被列强冠以“东亚病夫”的屈辱称号，国家四分五裂，民众如“一盘散沙”，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民族精神几近窒息。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唤醒了中华民族，让这个曾被轻视的民族凝聚成无坚不摧的钢铁，从自卑媚外走向自信自强。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
民族认同与国家意识空前凝聚。面对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中国人民在团结御侮过程中，加深了对国家、民族的理解，“中华民族”意识得到空前强化，“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成为超越一切分歧的共同信念。从劳苦大众到上层人士，从国内人民到海外华侨，都深切关心民族的存亡，积极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
人民主体意识显著增强。在这场伟大斗争中，抗战不再是单纯的政府或军队行为，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参与救亡图存，为抗战出人、出力、出钱，乃至义无反顾奉献生命，人民成为抗战的真正主体。在离抗日前线遥远的新疆，在“一切为着抗日的胜利”和“有钱出钱”的口号下，新疆各族群众踊跃为抗战捐款捐物。很多劳动者从微薄的生活费里设法节省开支，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送到抗日救国后援会。在1938年11月迪化（今乌鲁木齐）的献金运动中，献金台两边高挂大幅标语：“集中个人的财力，驱逐日本强盗出中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联合起来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
对中国道路与领导力量的认识不断深化。抗日战争的实践，让中国人民对不同政治力量的路线与能力有了清晰对比，进而深化了对中国道路与领导力量的认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扎根民众、依靠民众，持久战战略为全国军民指明方向，新民主主义道路点亮抗战胜利后的光明前景。广大人民群众逐渐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正确选择，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国走向光明的可靠领导力量。
民族自信自强精神得到重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首次完全胜利，更从根本上重塑了民族自信自强精神。当中华儿女不分阶层、不分地域，为守护民族存续共同战斗时，广大民众看到了自身力量的可能性。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战斗的胜利，更是民族精神的重生。它让中华民族彻底告别了近代以来的屈辱与涣散，以觉醒者的姿态，坚定地踏上了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道路，为后续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群众基础，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四）锻造英雄的人民军队
经过抗日战争的战火淬炼，人民军队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逐渐成长为一支听党指挥、忠心报国的英雄军队和为民族复兴保驾护航的中坚力量。
政治品格更加坚定。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这是人民军队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的根本保证。抗日战争中，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不断完善，建立起完整系统的组织体系、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为军队提升战斗力、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
军队力量大幅提升。人民军队通过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实践中广泛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等歼敌方法，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战术战法，作战能力显著提升。党领导人民军队以一系列开创性举措解决了战争条件下军队生存与发展、建设与打仗等重大问题。到抗战胜利时，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主力军和地方军由全民族抗战开始时的约11万发展到约132万，民兵达260余万，并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形成了稳固的后方。人民军队的数量、装备、物质保障等实现了巨大改善和提升。
优良作风进一步改善。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的军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八路军、新四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群众财产，帮助群众生产，形成独有的“军民鱼水情”。抗日战争时期，军民一体、协同作战成为战争常态。在抗日根据地，涌现出“马定夫爱民模范连”“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一大批先进典型，留下了“刘老庄连”等一批展现“军爱民、民拥军”生死情谊的抗战故事。人民军队以自己的忠诚与鲜血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普遍信任和广泛支持。1945年，毛泽东评价道：“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五）孕育伟大抗战精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艰难对抗，更是一次民族意志和精神力量的淬炼升华，是一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向死而生的精神锻造史。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铸就了伟大抗战精神，重塑了民族自信和民族尊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呐喊响彻云霄，原本“一盘散沙”的中华儿女，因强烈的家国情怀空前团结，共赴国难，争先投入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当时的一篇报纸社评这样写道：“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北京密云一位名叫邓玉芬的妇女，自己的丈夫和5个孩子都奔赴前线，全部战死沙场。她说：“咱没钱没枪，可是咱家有人。不能出财力，咱们可以出人力，在打鬼子这件事情上，绝对不能含糊。”
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面对武器装备远超自己的侵略者，中国人民没有屈辱退让，而是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坚守民族尊严。1935年，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在与日军作战中负伤被俘。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在狱中写下“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绝笔，从容就义。无数中华儿女在枪林弹雨中挺直脊梁，在酷刑折磨下不改初心，将坚贞不屈镌刻在历史丰碑之上。
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中国人民在极端艰苦条件下，没有被穷凶极恶的敌人所吓倒，而是抱定抗战到底的决心，与侵略者血战到底。平型关大捷打破侵华日军所谓“不可战胜”的神话，台儿庄战役歼敌万余彰显中国军人的血性；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振奋全国士气；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人腹地，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战场，中国军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以“战至最后一人”的英雄气概，一次次粉碎敌人的进攻，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英雄史诗，彰显了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坚不可摧的英勇力量。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抗战初期，日军凭借优势兵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国土，战争局面呈现“一边倒”的态势。但中国人民从未放弃，而是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在困境中坚守胜利希望。即便在最艰难的阶段，中国人民也始终坚信，日本侵略者虽然能够一时占领中国大片国土，但它绝不可能征服中国人民的意志，胜利必定属于中国。正是这种永不言弃的必胜信念，以及“打到底、不投降”的顽强抗争，支撑着中国人民熬过最黑暗的时刻，最终迎来抗战胜利的曙光。
在抗日战争中孕育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不仅引领中国人民战胜了日本侵略者，更在战后激励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一位老者对比新中国和旧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十分感慨，他说：“过去我满眼看见的都是些死人。——所谓‘行尸走肉’，其身未死，其心已死。”“今天不然了。我走到各处都可以看见不少人站在各自岗位上正经干，很起劲的干，乃至彼此互相鼓励着干，有组织配合地干。”“由死到活，起死回生，不能不归功共产党的领导。”
在抗日战争中孕育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二、促进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
法西斯主义邪恶势力挑起战争，妄图称霸世界，加深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掠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推进的过程，也是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有力推动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促进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
（一）推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潮流
毛泽东曾指出：“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全球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殖民主义控制的领土上，世界民族解放任重道远。各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往往以失败告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极大鼓舞了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斗争。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通过艰苦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百年屈辱史。历史证明：经济文化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只要凝聚民族力量，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就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中国的胜利让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清晰认识到，反抗侵略与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并非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已经具备充分的现实条件与实践基础。
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典型代表，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树立了光辉榜样，鼓舞着这些国家以正义的人民解放战争反对非正义侵略战争，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促进了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也为人类和平、民主、正义、进步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越南、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家，都从中国革命道路汲取经验，先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
（二）树立争取民族解放的典范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鼓舞了世界上遭受侵略和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信心与勇气。强弱悬殊，是世界民族解放的头等难题。中国人民以同仇敌忾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胜于己的强敌，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战胜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积累了经济和军事弱国战胜军国主义列强的宝贵经验，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开辟了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的道路。这一历史经验，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学习榜样和路径参照。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创造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为世界被压迫民族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解放途径。在革命理论层面，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分析敌强我弱的战争态势、各阶级的抗日态度等现实问题，逐步形成了持久战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为弱国对抗强国提供了科学战略指引。在革命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依靠人民、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路径。通过敌后游击战等灵活战术，以弱胜强打击敌人，为装备落后的民族解放武装提供了作战参考；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土地改革保障农民利益、发展生产充实抗战物资，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证明了“人民战争”是争取解放的有效路径，让亚非拉国家看到了依靠底层民众实现民族独立的可行性。
（三）加速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
近代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欧洲工业革命发展，西方列强通过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军事征服等手段，逐渐建立起全球性的殖民体系，亚非拉许多国家和地区变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据统计，1914年世界总人口约18亿，其中5亿多人处于西方殖民国家直接统治下，还有远超此数的人生活在半殖民地。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坚决与日本法西斯抗争，给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的世界殖民体系以沉重打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彻底击败了德、意、日法西斯反动势力，彻底粉碎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企图通过战争称霸世界的野心，彻底否定了一切侵略扩张和殖民行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殖民体系迅速崩溃，法西斯主义被视为全人类的共同敌人，渴望和平、追求和平、珍惜和平、保卫和平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亚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并肩战斗，彻底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日本建立的殖民帝国迅速瓦解崩溃，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扫除了巨大障碍。中国为朝鲜、越南等国家的大批抗日志士和革命者提供武装抗日的条件，使其能在中国组建抗日武装或加入中国的抗日武装，展开抗日斗争，并为他们培训从事抗日斗争和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骨干力量。1945年，朝鲜人民推翻日本帝国主义长达30余年的殖民统治；同年，越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印度尼西亚爆发八月革命，宣告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动摇了世界殖民主义的基础，推动了殖民地、附属国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为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广阔道路。英国、法国、荷兰等老牌殖民帝国在战争中遭到严重削弱，其控制下的殖民地纷纷走上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有100多个国家先后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数十亿人挣脱了殖民主义枷锁。
三、推动新的国际格局构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后期，中国积极参与创建联合国和建设战后世界新秩序，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战后国际秩序是当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基石，中国始终是这一秩序的重要建设者和捍卫者。
（一）粉碎日本称霸世界的扩张计划
日本军国主义精心炮制的“大东亚共荣圈”，本质上是一张以侵略扩张为核心的殖民帝国蓝图。这一计划妄图以日本为“盟主”，通过军事占领、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将东亚、东南亚乃至太平洋部分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实现对亚洲的全面控制。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铁的事实彻底击碎了这一狂妄迷梦。
中国在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中，始终牵制日军主力，瓦解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军事根基。苏德战争爆发时，中国战场牵制着海外日军的绝大部分兵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大部分兵力仍然被束缚在中国战场上。这种持续不断的战略牵制，使日本陷入“双线作战”的困境。一方面，日军无法集中兵力向东南亚、南亚等地实施大规模扩张，原定的“南进”计划被迫一再推迟；另一方面，为维持中国战场的攻势，日本不得不消耗大量军费、物资和兵员，严重削弱了其整体战争潜力。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构筑的防线，如同一条坚韧的锁链，死死锁住了日军的侵略步伐，从根本上动摇了“大东亚共荣圈”的军事基础。
中国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不仅关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且与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更以无可替代的贡献粉碎了日本称霸世界的幻想，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作出了杰出贡献。
（二）共商创建联合国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前后，国际社会作出了成立联合国的重要决定。从共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壮大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力量，为创建联合国奠定组织基础；到共同发表《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再到共同通过《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明确规定联合国组织的宗旨和原则、会员国资格、机构设置及其职能等，中国参与了联合国创建的全过程。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举行。6月26日，通过《联合国宪章》。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宪章上签字。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按照宪章第23条规定，中、法、苏、英、美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在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中国参与了许多重要决策的制定。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中国提出，处理国际争议应注重正义与国际公法原则，国际公法的发展与修改应由大会提倡研究并建议，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应促进教育及其他文化合作事业。这三条建议都被会议采纳，其中第一条建议还被纳入《联合国宪章》第一条，成为联合国宪章宗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旧金山会议上，中国强调，托管的最终目的是使被托管国走向自治和独立。这一条也被写入《联合国宪章》，体现了民族平等与民族自决的原则。
中国参与建立的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它寄托了人类的新愿景，开启了合作的新时代。中国参与制定的《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基石，确立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三）建设战后世界新秩序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质是不可动摇、不容挑战的。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在战后世界新秩序建设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通过《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性质的文件，积极推动战后世界相关国家对领土归属问题作出公正、合理安排。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中国在宣言的酝酿和制定过程中，始终坚持“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的立场，坚持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归还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领土侵占。这一主张得到了美、英等国的认可，为宣言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1945年7月，美、英、中为促令日本投降发布《波茨坦公告》，明确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中国作为公告的重要参与方，再次强调了对台湾等领土主权的坚定立场。这些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对中国领土主权的确认，离不开中国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牺牲和不懈努力，中国的坚持为战后领土归属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提供了有力保障，其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置疑和挑战。
中国通过东京审判以及对战败国实施改造，推动形成惩罚战争罪犯、剥夺战败国战争潜力和权力、从法律上限制其政治和军事野心的一整套制度设计。根据《波茨坦公告》关于“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的规定，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成立，中国是11个委派法官参与审判的国家之一。中国法官代表秉持正义，深入参与了对28名首要战犯的起诉与审判过程，为1948年11月对25名甲级战犯的有罪宣判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积极推动审判确认侵略战争为国际法上的犯罪，明确策划、准备、发动或者进行侵略战争者为甲级战犯，这一判决结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要求严惩战争罪犯、珍视和平的态度。中国在审判中的积极参与，不仅是对自身在战争中所受苦难的铭记，更是对世界和平秩序的有力维护。
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为推动世界持久和平，20世纪50年代，在战后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提出并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一原则源于中国对战争苦难的深刻感受和对和平的迫切渴望，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创举，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为处理国家间关系提供了基本准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响应，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它不仅推动了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有效缓解了国际紧张局势，还为战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搭建了坚实的框架，充分彰显了中国始终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决心和大国担当。时至今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被写入多个国际文件，为解决国际争端、推进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保障，为国际秩序改革和完善贡献了中国智慧。
第三章 以史为鉴：坚持走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人间正道
历史警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消弭战争根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习近平
80年前，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以血与火铸就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历史丰碑。在全球性风险与挑战交织叠加的今天，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是要铭记历史、捍卫成果、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警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消弭战争根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一、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
揭示历史真相，是更好开创未来的前提。正确二战史观，是科学认识二战历史的基础。当前，在看待二战历史问题上，仍然存在一些错误认识。只有本着尊重历史的态度、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才能正确认识二战历史，才能深刻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一）坚决反对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
日本军国主义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令人发指的屠杀罪行、野蛮疯狂的掠夺破坏，给中国人民和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和巨大损失。然而，二战结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战争罪行并未得到彻底的清算和客观的反省。长期以来，日本一些政客和右翼势力无视铁的事实，美化侵略行径，企图推卸战争责任。时至今日，依然存在歪曲历史、为日本军国主义开脱罪责的言行。他们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陆续提出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殖民统治有益论”“侵略有理论”“侵略免责论”“否定东京审判史观”等等形形色色的荒谬论调和错误史观，企图颠倒黑白、蛊惑人心。
在政治上，日本一些人坚持否认对外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将侵华歪曲为“自卫”，将战犯美化为“英雄”，推进修改和平宪法，突破和平宪法对发展军力的约束，篡改历史教材，否认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部分政客还多次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严重伤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感情。在学术上，“皇国史观”及其变种、“自由主义史观”等错误史观不断出现在日本各类著述中。一些人披上“理论研究”的外衣，以学术研究为名，发表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传播错误二战史观，描绘错误二战图景，以更具迷惑性与危害性的方式，企图颠覆历史，彻底否定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本质。
近年来，日本国内一些人淡化日本侵华在先的事实，极力塑造自身“核爆受害者”的国际形象，企图混淆视听，争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解释权。为极力掩盖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他们还提出“历史战”，狡辩“针对‘慰安妇’问题的讨论已经不是单纯的历史问题，而是一场战争”，反映出对二战历史问题的极端不负责任态度，以及对错误二战史观的倾力维护。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这些颠倒是非的观念，反映出日本一些人对过去的不负责任和主观偏执，更体现出他们对日本未来走向的错误认知和令人担忧的方向偏离。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这些错误言行，藐视历史事实和国际正义，挑战人类良知，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二）客观展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整图景
坚持正确二战史观，既要反对颠倒黑白、美化侵略战争，也要反对主观片面、以不负责任态度对战争图景进行肢解和选择性记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汇聚全世界正义力量的整体性胜利，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进行的正义事业。这场战争，由反法西斯同盟的正面作战与各国人民的抵抗运动共同组成，由起始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各个战场共同构成，无论是亚洲战场、欧洲战场，还是太平洋战场，或其他战场，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容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场战争经历了由局部到全球的变化过程，战争一开始并未达到世界规模，而是随着战事发展逐渐演变为全球性的大规模战争。这些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上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科学地认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整性、全局性。
长期以来，在西方学界的二战叙事中，东方战场被边缘化。比如，相关著作只注意到二战在欧洲的起源，而忽略二战在亚洲的起源，所谓“二战六年论”就是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点简单限定为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实际上，日本、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势力结成了轴心国，在法西斯主义势力整体崛起的国际背景下，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悍然侵略中国东北，是具有全球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而不仅仅是中日之间的局部性事件。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战争以践踏正义、挑战人类文明底线为特征，以独占亚洲、称霸世界为目标，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历史造成了全局性影响。正因为如此，1931年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客观上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从1937年开始在广大的国土上开展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14年的顽强抗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三）正确认识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历史贡献
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必须深刻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根源和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各种形式的错误观点，实质是对这个问题的模糊和歪曲。
正确认识战争的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带给人类深重灾难的一场浩劫，日本、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势力是战争祸首。世界人民为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夺世界霸权、对外侵略扩张、实行恐怖独裁统治而被迫进行的战争，其性质是反侵略、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决不能忽视战争本身的正义与邪恶属性，将二战简化为争夺“生存空间”或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
正确认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归根到底是世界人民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创造的。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世界人民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代价，伤亡超过1亿人。世界人民的奋勇抗争是决定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因素。决不能忽视世界人民的主体地位、无视世界人民的历史活动，而只强调活跃在历史前台的少数个人的作用尤其是他们的意识的作用，不能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简单地看作是大国争霸、个人决策的结果。
特别是要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和贡献。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不被世界所熟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作用未得到足够重视和公正评价，中国一直被描述为“轴心国受害者”或“依赖盟军拯救的失败国家”。这种淡化、矮化、贬低中国人民巨大贡献和牺牲的错误史观，不仅违背了历史真相，也偏离了严谨的学术立场。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中国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民作出的重大贡献、发挥的关键作用、付出的巨大牺牲，不容否定、不容忽视、不容歪曲。
二、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和人类历史进程。面对战争带来的惨烈后果，人们作出种种努力，以避免战争、维护和平。世界各国不断探索，通过集体安全机制维护和平，协调国际合作，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组织和机制，确立起规范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为维护战后80年的总体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是二战胜利成果的集中体现，是世界各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80年来，联合国在调解地区冲突、推动全球合作、保障人权、开展人道主义援助、促进教育与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支撑着世界的稳定与繁荣，确保了全球总体和平的基本格局，推动了人类文明长足进步。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秩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贯彻。国际形势越是变乱交织，我们越要坚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国际规则只能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制定，不能由个别国家和国家集团来决定。国际规则应该由联合国193个会员国共同遵守，没有也不应该有例外。对联合国，世界各国都应该秉持尊重的态度，爱护好、守护好这个大家庭，决不能合则利用、不合则弃之，让联合国在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其历史和法理事实不容置疑，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性不容挑战。无论台湾岛内形势如何变化，无论外部势力如何干扰，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
（二）持续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面向未来，战后国际秩序应当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什么样的方向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符合世界最大利益、符合人类对美好未来的期望？中国明确提出了“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两大主张，并在实践中持续推进。
平等的多极化，是要体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再允许个别或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不能再允许以实力地位把国家分成三六九等，不能再允许谁的拳头大谁就说了算，更不能允许有的国家必须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要确保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能在多极化进程中平等参与，享受权利，发挥作用。
有序的多极化，是要共同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共同坚持普遍认同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多极化不是阵营化，更不是碎片化、无序化，各国都要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内行事，都要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合作。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深刻揭示了世界多极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特质，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公道正义的共同追求，契合了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将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三）持续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刻改变了世界经济秩序，健康有序的世界经济秩序是避免战争重演、促进持久和平的关键。20世纪末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出现了很多“逆流”和“回头浪”，但这一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没有改变。为引领经济全球化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提出并坚持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普惠的经济全球化，是要做大并分好经济发展的“蛋糕”，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都能参与并享有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妥善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的发展失衡问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是要支持各国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不搞发展模式的单一化，摒弃损人利己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保持全球经济增长活力与动力。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积极倡导和持续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正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世界提供了中国主张，也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光明每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谴责侵略者的残暴，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照亮未来，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呼吁各国共同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让世界各国人民永享和平安宁。
（一）警惕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但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在人类头上。当下，为谋求自身霸权和私利，部分国家图谋篡改二战胜利成果，反人类的纳粹主义和种族优越主义思潮仍有卷土重来的风险，美化纳粹及其帮凶及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排外的行径仍时有发生。
个别国家大搞本国优先、强权霸凌，滥用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各领域霸权，企图以单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以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取代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阻碍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战争爆发的土壤并未根除，持久和平依然任重道远。
二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崇尚正义的人民，必须紧紧团结在一起，高度警惕各类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变种和苗头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坚决反对将人类陷于战争的悲剧重演。
（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二战的历史证明，解决好世界性问题、地区性冲突、国家间矛盾，不能靠武力，不能靠强权，不能靠争霸。解决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和冲突，要通过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2021年4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真正的多边主义”理念。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不能把一个或几个国家制定的规则强加于人，也不能由个别国家的单边主义给整个世界“带节奏”。
国际政治现实中，单边、倒退和强权从来不会直接以本来面目示人，总是要披上道义的外衣，将自己装扮成“正义”的模样。单边主义者总要拉上几个“小圈子”，将单边霸凌行径伪装成“多边行动”的样子。“小圈子的多边主义”是集团政治，“本国优先的多边主义”是单边思维，“有选择的多边主义”是双重标准，这些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义，本质是假多边之名、行单边之实，罔顾他方合理关切，谋求小集团利益，维护自身霸权地位。世界要公道，不要霸道。我们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和伪多边主义。
真正的多边主义是人类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凝聚了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的共识。中国提出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多边主义正本清源，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走向进步。
（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二战后，以联合国为主体的、涉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广泛领域的全球治理体系初步建立，全球治理实践进入大发展阶段。但随着全球性挑战的不断涌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越来越成为当今世界迫切需要解答的时代课题。习近平主席指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
全球治理的实质在于国际社会以共同行动应对全球性风险挑战。然而，当今一些国家秉持意识形态偏见和单边霸权心态，固守冷战思维，将是否遵循西方理念、依照西方模式、维护西方霸权视为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标尺，进一步加重全球治理赤字。中国立足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客观现实，坚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积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号召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倡议的精神内涵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旨在坚定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推动各国依托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使之与时俱进，更有效应对时代挑战。
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要加强全球经济治理，主动适应和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要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要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要加强全球环境治理，开创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四、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80年前，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胜利，为人类和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今天，为应对新的全球挑战，回答“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要课题，中国提出了新的方案，这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和平安宁、物质丰富、精神富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追求。发展是安全和文明的物质基础，安全是发展和文明的根本前提，文明是发展和安全的精神支撑。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等维度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
（一）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
安全问题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事关人类的前途命运。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当前，国际形势并不太平。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依然生活在战火纷飞中，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全球安全赤字日益凸显。
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着眼人类安危福祉，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主张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完善全球安全治理、破解人类安全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要告别绝对安全，实现安危与共。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邻居出了问题，不能光想着扎好自家篱笆，而应该去帮一把。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合作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各国需要同舟共济、团结协作，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携手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
（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是解决人类面临诸多问题的总钥匙。习近平主席指出：“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凝聚全球发展共识，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推动世界各国共同进步。
当前，世界发展赤字持续扩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肆虐，一些国家构筑“小院高墙”、强推“脱钩断链”，国际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全球发展动能不足，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24年可持续发展报告》，预计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只有17%能够完成。全球发展结构失衡，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边缘地带”，与掌握资本、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全球发展倡议，最根本的目标是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最核心的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最重要的理念是倡导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最关键的举措在于坚持行动导向。全球发展倡议系统回答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等一系列事关全球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建全球发展共同体，为人类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三）打造世界文明百花园
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不同文明相互遇见、彼此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繁荣，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绚丽多彩的百花园，共同书写了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灿烂篇章。
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系统阐释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中国主张，向全世界发出增进文明交流对话、在包容互鉴中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真挚呼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精神动力。
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主张共同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主张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探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这一倡议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逐渐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认同。第七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说：“中国的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各国弥合分歧、重建信任，以文明多样性来构建一个真正包容、和平的世界。”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只有各国携起手来，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持续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才能打造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
三大全球倡议紧紧抓住了发展、安全、文明等当今世界面临的主要矛盾，给出了明确的理念、清晰的思路和行动的方案。三大全球倡议提出以来，已经获得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越来越从中国主张变成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变成共同行动。
回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来的历史，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人类必须同心同德、相向而行，将三大全球倡议真正见诸行动，让安全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坚持不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创造一个持久和平的美好世界。
结 语
历史的烟尘虽已散去，但记忆的长河永远奔流，战争的启迪历久弥新。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中国战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万众一心、顽强拼搏的共同创造，彰显了中华民族维护人类正义事业的强大力量。
我们铭记历史，铭记的是中国战场为保卫和平、反抗法西斯主义所付出的重大牺牲、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是中国人民面对穷凶极恶的法西斯侵略者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始终刻在基因里的热爱和平、以武止戈的价值追求。
我们总结历史，总结的是东方主战场不可撼动的世界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经受住惊涛骇浪考验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强领导核心的深刻道理，是与世界上一切遭受侵略与压迫的民族携手反抗霸权霸道霸凌、维护独立和主权的宝贵经验。
我们以史为鉴，得出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要坚持走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人间正道。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启示，就是必须毫不动摇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和平发展”写入宪法和执政党党章、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大国。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决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这既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最好纪念，也是世界各国应该肩负的共同责任。
面向未来，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大潮中，只有顺势而为，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应对全球性难题与挑战，才是正确选择。中国人民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全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作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作贡献。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起，做历史记忆的守护者、发展振兴的同行者、国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繁荣美好的未来。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必将胜利！
编写说明与致谢
《回望历史捍卫正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伟大贡献》智库报告课题组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长曲青山与新华通讯社社长、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傅华任组长，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吕岩松任副组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副部长级）王均伟与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任卫东任执行副组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课题组成员包括李珍、刘敏茹、孙艳玲、茅文婷、方闻昊、张晓飞、吁帅彪、董晓彤、王光鑫、桑田、王亚莉等，新华通讯社课题组成员包括刘刚、崔峰、杨柳、杜源江、伍晓阳、郝薇薇、白旭、许晓青、吴光于、王楠楠、刘明霞等。报告英文版翻译人员为刘亮、姜睿、骆忠武、钟晓辉、杜乐言（美国）等，英文版核校人员为胡绿杰、田颖、孙雯骥、房宁、马玉洁、强力静、蒋文茜、荣娇娇等。
课题自2025年2月启动以来，历时半年多采访、调研、撰写、修改、审校完成。
在报告写作和发布过程中，首都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徐蓝，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原研究员彭玉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主任张跃斌，华东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学系教授、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孟钟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政治学教授范勇鹏，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副秘书长蒋杰，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周勇等专家学者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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